赵星 艺术评论
赵星人物画浅析

贾德江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一切艺术创作、艺术现象与艺术作为都在无形当中表现为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因此,在今天,中国画的写意风格乃是一种当代文化精神的传达,笔墨意趣乃是一种现代人心灵性情的自然流露,而它们导致的共同结果是开创了写意画的一种新风,在审美层面上展示出了富有创意的境界,在技法表现上“使水墨因之变得充满可能性和魅力元穷”。这一切,成为当代著名人物画家赵星创作的前提。基于这样的思考,他的水墨写意人物力求去接近一种稳定的文化结构、意味与动态的笔墨语言、鲜活的形式,使之在继续保持和谐、含蓄的传统美感中,展示的是当代人的审美情怀与意境的追求。

  赵星的人物画,极重写意精神,因此强调精墨妙,笔情墨韵的意蕴表达。他笔下的人物,从头到脚,无一不由一笔笔的变化微妙,浓淡不一、水分充溢、酣畅淋漓的墨色写塑而来,大有笔意纵横、墨味盎然,笔无定法,墨无成规的味道。而这些全出自我们所称为“写实”的严格准确的“解剖结构”,笔与墨的融合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画家的才情与造型功力的深厚。

  作为进入新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个案,赵星的创作显示了中国水墨人物画与西方绘画的碰撞开始由一方向另一方的冲击、改造、变化成为自然自律的变异、演化、融合。如果说西方现实主义在20世纪打破了传统笔墨与造型素朴和谐的古典绘画形态,那么赵星的水墨人物画的笔墨与造型又展示了对“另一种和谐”的追求。重视传统,重新展示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融汇中西绘画的各种观念手法,在个性语言的基础上,把传统水墨的意味与气韵进行现代化的转换,是赵星人物画创作的成就,也是他对推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的贡献。

 

浅谈画家人生境界与艺术功底的辩证关系

赵 星

  中国画的辨识特征除了所使用的工具为笔、墨、纸外,最为重要的是它的意向性。意向性是精神的产物,而对同样的客观物象,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向,这是由他们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那么什么是意向性呢?我的理解是:作品不是单纯的模仿自然物象,而是对自然物象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创造,从而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它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主客观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先秦时期的绘画看作是一种艺术类型或表现形式的话,那么到了汉代人物画表现技法已达到相当纯熟的时候,同时又对于绘画的视觉表现和对于绘画的功能的认识都传达出对象的本质特性。具体的说已经懂得在造型上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与客观物象保持一定距离,处在“似与不似”之间,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风格。

  任何时代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都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没人能够游离于时代背景创造出惊世骇俗的艺术品。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把生活作业艺术的源泉,无论现实状态如何,我们都无法脱离。晋代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把绘画牢笼与封建礼教之下并为其服务,像《诗经》中的“雅”“颂”一样,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封建统治者的伟绩功业,以求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绘画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和提倡,客观促进了绘画的发展。如果在历史的画廊敦煌这个宝库中去寻游,就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对于绘画艺术巨大的影响力。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不是说那时的画家技艺如何,在那种严酷苛刻的条件下,那些画师借着昏暗的油灯光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完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亦真亦幻的大型壁画,这在今天的画家们是做不到的。那种精神意志源自于对信仰、对于艺术虔诚的心,显然只对艺术的虔诚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画强调“以形写神”尤其是人物画,刻画出人和神采是最高的审美要求,“形”是载体,是第一步,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造“形”的经验,才可能生动地写出“神”来。其实我们具备了良好的造型能力,有能力控制笔墨的是时候,你胸中的经理才可能产生出一种意向在挥洒间将神韵留在纸上。“行神兼备”在今日仍然是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画家的意识要超前于时代一点。我本人并不喜欢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生活中目的性不强,只是自童年起就把作一名画家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无论是中学的美术小组,还是插队时的陇南山区,抑或是大学四年的专业训练以及走上工作岗位,从来没放弃过这种追求。总是不停在寻找着自己的不足。人的品格的信念是需要不断地去磨练的巩固的,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只看重结果,而不太在意过程。但我觉得画画这个过程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与精神上的富足。由于这个职业,我把视点总是放在了那些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一有机会我总是想办法去接近他们,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而是在遥远的雪山草原、大漠戈壁。可以这样说,那种气息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我曾这样体验过:走进丝绸古道上的古城遗址中,除依稀可辨的古城的断壁残垣外,满目皆是破碎的秦砖汉瓦,而此时你站在这空无一人的古城中,思绪借着轻风向着远方的时空飞去,分明感受到了古人们远去的足音。因此在画古典人物时,我偏爱历代边塞诗所表达的那种大气、苍茫、悲凉的意境。有朋友这样问我:“你的画已具备了悲剧美的品格,那么苦涩苍凉,不能甜美一点么?”由此可见画家生存的环境,所走过的坎坷的道路决定了他是在表现“看见的东西”还是注入了意向中所“理解后的东西”。所以我说风格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同样的事物如何去表现是因人而异的,不必过于担心形不成风格。

  人物画家对于人的探究至关重要,这牵涉到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生命本源和人文关注。人这所以成为自然的“万物之灵”,是因为有了灵魂,之所以“入天地这性,最贵者也”是因为有了人格。许慎《说文解字》对于“人”的注解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人来于自然同时又是天地最高贵的生灵。在原始汉字中,作为“人”的表述符号,更像一个独立蹴坐的人形。在通过人字结构因素与人文内涵中文化价值的取向上,承载着人格的锻炼与对“人”的完美境界的向往。每个中国画家的作品都带有个人强烈的主观意向性,“画如其人”,从画面上也大致可以看出画家的品格。试想:如果画画的人没有了“神”,又怎么能在他的画中找到“神韵”呢?我始终觉得“意在笔先、厚积薄发”是至理名言。我们除了加强精神层面的修养和经验的积累外,中国人物画对于技术技巧的要求也是十分高。具有坚实的写“形”本领去大胆地夸张变形与不具备造型能力去所谓的“变形”是两回事,而恰恰现在许多人已不愿意为自己打下良好的造型基础去浪费时间了,他们认为许多捷径可以走,何乐而不为呢? 这要另当别论。

  要说到具体的技法,中国画的技法中包含了许多意向性的东西,光说中国画鼎盛时期的“以线造型”,先人们就总结出了“十八描”。它他以各种具象的物体来形象的描述不同线条抽象的质感,中国画的线与西画的线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样是表现物象形体特征外还具有了独立的审美特征,从线的运行中可以感受到画家的情感、气质、素养、功力等等,是一种精神性的、意向性的表现。我曾有幸现场观看大师们的现场作业画,如黄胄先生,他作画时运笔挥洒自如,造型准确生动,气韵流畅,笔力雄健,观者无不折服。求教时他简单地说道:“要勤学苦练。”有一次去北京饭店拜望亚明先生,带上几幅自己的小画请教先生,老人家看后说:“加强笔力,中锋用笔。“自那以后我对于如何加强造型能力及笔力,强调书写性方面下了不定的苦功。现在看来中国人物画家具备坚实的造型和笔墨是必须的,没有捷径可走。一味强调个性、风格,而没有坚实的基础,其作品必然没有生命力。

  那么当下中国人物画创作何去何从,是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继承和研究中国传统人物画的造型体系,摒弃其中僵化陈腐的部分,发扬其中积极生动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延革和发展中国人物画的造型体系,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心理,适应现代画的创作需要,是当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根本所在。一大批中国人物画家的崛起,在预示着中国人物画前景未可限量,但是要创造出既与传统艺术拉开距离,又与西方现代艺术保持距离的真正属于中国现代的人物画,不仅要对人物画的对象与风格进行类别判断,人物画受这些观念因素的制约,在题材的选择、造型的观念、形式的处理、语言的运用上都走向意象,而从笔墨造型的手法更进一步加强了人物画的意向性。还把“仁“、义、礼、乐“都融于日常生活、社会伦理之中的儒学,主张“天人合一”、“大美无美”的老庄哲学,“无常无我”的佛家境界,不但孕育了写意性的中国画,还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画提供新鲜的动力,使中国绘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

丹青人生说赵星

甘肃日报记者 玄承东

  赵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书画院画家。

  1960年生于北京,1976年高中毕业后赴陇南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西北师大美术系国画专业,198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2年进甘肃日报任美术编辑,1994年调入厦门。作品参加过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美展。

  几天前,收到一条来自厦门的信息:赵星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0名画家。这是由中国美术出版社联合全国28家相关单位举办的活动。据悉,画展将于下半年举行。

  这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尽管赵星蜚声中国画坛是人们意料之中的。而此前,他已被评为中国最具实力的50名中青年画家。

  今年春节,赵星回到兰州,带来了一本画册,收集了他近年来一部分精品力作。朋友们看过以后都说:“比以前画得更好了。”更好在哪里?是笔墨更加纯熟,功力更加精进,题材更加广泛,意境更加深远……或是兼而有之?我们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论。

  我只是想到了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就是创新,就是发展,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

  也是乍暖还寒时节,也是天各一方境况。

  5年前,赵星得了重症,去北京治疗。千里之外的朋友都为他悬了一颗心,不知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我曾请教过有关专家,医生告诉我:“这就要看他的命了。”透析、化疗、无菌病房、隔离监护……

  每个沉甸甸的术语,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

  在鬼门关前折腾了大半年,赵星又乐呵呵地回到朋友中间。面对一道道关注的目光,他反问“我怎么会死?”老天开眼,赵星命大。

  我佩服赵星,他的生命和艺术一样顽强。

  日落西山,月上东墙,一杯清茶,半帘秋色。

  “其实,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想到最多的就是死。我想,要是能保住这条命,一定要好好地活,好好地画。”“过去提起笔来,首先想到的是看到了什么,画什么?可一场大病,思考最多的是理解了什么,怎么画。”“在北京住院那些天,我悟出一个道理,我就是我,我有我的风格;我不是我,每天的我都在新生———这就是艺术和技术的差别。”那天晚上,不善辞令的赵星侃侃而谈,令人刮目相看。

  或许,在生死边缘上走了一回的人,对生命的意义,领悟得远比从书本上直接和深刻吧?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赵星,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时间。

  他全身的血液已经被清洗了一遍,他把洁净的鲜血融入绚丽的艺术色彩之中。

  在鹭岛,他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交活动,独居一室,挥毫泼墨。《高原的风》《梦寻西域》《遥望楼兰》《晨雾散去》《踏平瀚海千重浪》……他拼命地画,江南春雨、塞北秋风、边疆古道、海峡新歌……

  “我的精神家园不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而是在遥远的雪山草原,大漠戈壁。可以这样说,那种气息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从陇南山区走出来的赵星,梦牵魂绕的永远是陇原这片古老而苍凉的土地。

  黯淡了灯红酒绿,远离了雪月风花。

  赵星用勤奋的画笔,描绘出一个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两年后,他的国画《海峡西岸的眺望》,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

  听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赵星病重的消息传开后,他的绘画价格在市场一路上扬。

  大概精明的收藏家、鉴赏家们从手术刀的寒光中看到了金子的色彩,那一年,赵星的作品在厦门市场上几乎“断档”。

  艺术的水准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艺术品的市场只相信等价交换的原则。

  而对于赵星来说,可以用得上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星到厦门已经12年了。

  但是一颗心从来没有离开过甘肃。

  他像一只候鸟,每年都要飞来兰州,而每次回到厦门,照他的夫人种莉莉说法:“都像掉了魂似的。”我倒觉得,赵星南下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甘肃到厦门,“飞流直下三千尺。”落差千米,于是有了动态,有了势能,有了跌宕的力,有了距离的美。

  画家是大自然的情人。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海。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如果说,生与死的较量,锤炼赵星艺术的心灵;那么,山与海的反差,则丰富了他艺术的色彩。

  不是吗?在铁马冰河的汉关,隐约有了些小桥流水的妩媚;而在杏花春雨的石巷,分明有了些大漠长风的雄浑。

  只是酒场少了位骁将,拳坛没了个高手,朋友们有点儿遗憾。